我從不想和 Nike 簽約，高中時我是 adidas 的支持者，我甚至不願和 Nike 的高層人員會面。 1984 年的夏天，我忙於穿州過省出席 奧運會和公牛隊的慶祝會，我已厭倦不停地四處外出。當與 Nike 商談的時間日漸接近時，我對所有人包括經理人大衛霍特、史密夫教 練和父母表示我沒有興趣和 Nike 簽約，我甚至不想去波特蘭的 Nike 總部和他們會面。
我的父母苦心地對我說：「這是十分重要的，你需要聽聽他們說些甚麼。」我感到好像是被迫到那裡聽一些對我沒有意義事情一 樣，但為了依順父母的心意，我最後只有出席 Nike 的會議。和我會面的 Nike 高層人仕包括洛史卓沙 (Rob Strasser)、費烈 (Phil Knight)、 丁加赫菲 (Tinker Hatfield)、傑克佐治 (Jack George)、彼德摩亞 (Peter Moore) 和侯活韋 (Howard White)， 由於我願出席會議，因此無心裝載他們的說話。但史卓沙的講話引起了我注意。他們正談到會為我設計一對球鞋，並會有效率地改革運動員球鞋的工業。 史卓沙主持大局，他個子高大，是一個隨和、積極和充滿活力的人。不過，縱然他們計劃看似十分美滿,但我仍存有懷疑，因為我根本不喜歡 Nike 的球鞋。 他們給我的價錢十分吸引，合約為期五年，主要是作為生產商籃球用品的代表運動員，便可每年獲得二十五萬美元的報酬。這是 一宗很大的交易，而且形式前所未見，因此，生產商也有一定的風險。為了保障其利益，合約註明我於首三年中，至少有一年入 選明星隊，否則，他們有權終止合約。
祖利斯艾榮擁有一對他專有的球鞋，但他得不到和我同等的待遇和報酬。那個年代，每個小朋友都希望 擁有一對 J博士的球鞋，可見其受歡迎程度。可是 J博士的贊助商 Converse 只會盡量利用 J博士，而 沒有給予他應得的報酬。當與 Nike 的商談結束後，我心想：「好，且看看 Converse 會給我甚麼待遇， 然後便和 adidas 簽約。」
在與 Converse 協商之前，我私自和一名 adidas 的代表標斯域 (Bill Sweek) 在北卡羅萊納相約見 面，即使霍特也毫不知情。我對標談及 Nike 給我的待遇，然後對他說：「你們所要做的就是給我接近 的待遇。」在同一時間，我要和 Converse 會談，它是一間非常傳統和保守的公司。Converse 旗下已 擁有魔術手莊遜、小鳥布特、艾西亞湯馬士、麥克亞奎和 J 博士等出色球星。我與其公司的高層人員於 波士頓的總部會面，整個地方看來十分傳統，我感到很不自在，但我在大學時是穿這個牌子的球鞋作賽 的，因此我認為有責任聽聽他們所開出的條件。對比起 Nike ，他們給予我的價錢實在是微不足道；他 們旗下最高薪的球員僅有十萬美元一年，甚至是 J 博士也不能獲得特別優待，所以他們不想我是例外 的一個，何況我穿上 Converse 比賽時也會因感到震盪而不舒服。
我仍然想和 adidas 簽約，但他們始終不給予我一個合作的機會，因為他們不希望將大量金錢注資在美國的籃球市場，從而影 響其國際市場的發展。因此，Nike 便成為我的必然選擇。在 1984 年，Nike 的股價已跌過一半，每股大約只值六美元，情況 堪虞。為挽救公司，史卓沙一定要來一場大賭博，於是他將所有的賭注押在我一個人的身上，希望能改變整個市場局勢，而他 的確眼光獨到，這個策略十分奏效。
其實 Nike 早已設定了一個市場推廣策略，只是遲遲未敢付諸行動，直至他們看見我在比賽中的表現。 在 1984-85 的球季，我穿上黑色和紅色的 “Air Jordan” 比賽，三場賽事之後，NBA 禁止我穿上這款 球鞋，因為這與公牛隊其他球員的制服並不配合，而 NBA 委員長大衛史頓開始就此事向我罰款。我記 得罰款最初是每場比賽一千美元，然後加至三千美元，最後更高達五千。但 Nike 郤完全沒有怨言，他 們願意支付所有罰款，而我完全贊同他們的做法，因為這事大收宣傳之效，令更多人留意這對新球鞋， 事情配合得天衣無縫。我的其中一個廣告是這樣的，鏡頭由我的頭部慢慢順落影至我的雙腳，當影到我 的球鞋時，有一個大 “X” 出現在畫面上，然後播音員說：「禁止！」其後， 球鞋便有驚人銷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