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馬刺隊──見不了大場面的同袍
《運動畫刊》專文報道我在第二輪比賽與第三輪比賽之間的空檔到賭城玩﹐就是我前面曾經提到過的那篇報道﹐於五月二十九日發行﹐就在我們與火箭隊對抗的期間。
這件事情時間上的巧合與我一點關係也沒有﹐橫豎還是挨了罵。我以為那篇報道刊登的時間還早得很呢﹐那曉得突然間──轟﹗我上了封面﹐穿著皮短褲﹑頸戴狗項圈﹐一只鳥停在我肩膀上。
於是又來了──又變成很大的分心事件﹐又引起另一次爭論。馬刺隊再次大為光火﹐他們說﹕“他又來了﹐他只求自己出風頭。”
我與那篇報道的刊登時間毫無關係。它變成大問題﹐是因為揭示出我在沒打球時的生活風貌。可是這並不幹別人的事﹐他們不明白我有權利這樣做﹐我可以到賭城玩﹑同時保持上場打球時的鬥志。我混久了﹐知道怎樣應付這些事﹐我無法應付的是那些人──特別是普波域治﹐四處探聽我一天二十四小時到底在幹什麼。
隊上有幾個人跑來找我﹐問我為何要讓人家登這篇東西。“你為什麼要在季後賽期間幹這種事﹖”他們是這樣問的﹐他們也肯聽我解釋我跟這時機沒有關連﹐何況﹐這與我在球場上的表現一點關係也沒有。
我們再下來連輸兩場﹐他們把一切怪到我頭上。他們坐在那裡﹐像艾菲利莊遜一樣﹐先是責怪大衛﹐然後他們公開地把一切罪過推到我身上。他們絕不肯公開地說大衛的不是﹐因為他們都是朋友。艾菲利莊遜當面批評大衛──他夠種──但是艾菲利莊遜批評我﹐第二天這件事全都會登上報紙。正因為是大衛﹐所以這件事就被隱瞞了下來。艾菲利莊遜經常在更衣室裡指責大衛沒盡到責任的事情﹐可是從未公開過。
在對火箭隊的第五場比賽裡﹐他們讓我坐了一陣子的冷板凳﹐這場比賽我們輸了﹐111:90﹐比賽結束後我實在沒辦法忍下這口氣﹐我走進更衣室裡﹐對著教練與管理人員大發脾氣。我對他們處理事情的方式實在看不下去﹐沒辦法再忍耐了。
我告訴他們我對他們教練〔很爛〕以及管理〔也很爛〕的看法﹐還有所有我能想到的事情。我向每一個人發脾氣﹐我向鮑伯希爾發飆﹐說他是個失敗者﹐說他們不曉得怎樣應付季後賽的壓力。我罵他們一方面公開說要求勝﹐一方面卻回頭幹些蠢事﹐真是丟臉到極點﹐真是蠢死了。現在想到這件事還是讓我生氣。
當我發飆的時候﹐隊上每一個人都上前來拉住我﹐勸我。當艾菲利莊遜這樣做時﹐沒有人攔阻他﹔他可以站在那裡暢所欲言﹐他們卻不讓我這樣。
我應該每場都打到四十分鐘﹐那才是我們贏球的唯一機會﹐聯盟裡每支球員的教練都會有同樣的看法。他們不會讓季後賽身經百戰﹑了解怎樣處理所有狀況的人坐冷板凳﹐讓他坐冷板凳長達二十分鐘更是瘋掉了。在季後賽裡讓球員輪番上陣根本沒有用。
我也針對圍在一起談論戰情的事向希爾發牢騷。要是大衛羅賓遜不參加教練的面授機宜﹐會不會搞成一件大事﹖如果米高佐敦在沒上場的時候﹐自己一個人坐在旁邊﹐會處分他嗎。
大家都想要說教﹐但這根本不是說教的適當時間。他們想告訴我說﹐在教練面授機宜的時候﹐大家一定要分秒都注視著教練的臉。我聽到那個人說的了﹔我曉得我們要怎樣打。甚至於到公牛隊以後﹐我也是不看著菲爾積遜的臉﹐我會聽﹐但我不會注視著他的眼睛。
我想我得望著鮑伯希爾﹐然後對他說﹕“哦﹐耶﹐鮑伯──我們正應該這樣做。”免啦。我知道球會傳到哪裡﹐它會傳到大衛的手上﹐我帶需要看著鮑伯希爾的眼睛﹐才能想得到嗎﹖
正如多數的教練所說﹕“只要你把份內事做好﹐我不管你做什麼別的事。”他們大多不願聽其它的事。卓克戴利經常對我說﹕“去玩吧﹐丹尼斯洛文。”
馬刺隊最大的問題是總經理葛瑞格普波域治。他想身兼教練﹐他每天都抓著鮑伯希爾的手﹐說﹕“好﹐你現在必須這麼做。現在該是聽我命令的時候了。” 如果希爾違抗﹐普波域治會暴跳如雷﹐那麼希爾便會把氣出在別人的頭上﹐一層層發泄下來﹐而我好像總是當最後的出氣筒。〔按﹕普波域治於九六年十二月十日趕走希爾﹐自己兼任總教練。〕
在季後賽之外的時間﹐我跟鮑伯希爾倒是沒有多少過節﹐他跟我一樣只是被利用了。普波域治想馴服丹尼斯洛文﹐於是利用希爾來進行其技倆﹐這是普波域治面對最大的挑戰。總司令想要讓我變成乖小孩﹑好士兵。他對其它的事視而不見﹐然後當他發現拿我無可奈何時﹐便開始說我壞話﹐把我講得一文不值﹐同時還假裝這都是為球隊好。
我了解馬刺隊為何沒有給我比照1990年球季之前在在底特律所簽訂的合約。沒人強迫我簽上這合約﹐可是後來它卻變成很差的條件。球員市場呈瘋狂狀態﹐這並不是馬刺隊的錯。這些都沒有關係﹐因為馬刺隊說他們一年要給我七百萬美元﹐可是後來卻反悔了。如果他們沒許下這承諾那也就算了﹐可是偏偏他們有。我走進辦公室﹐普波域治對我說﹕“我們會照顧你的。”後來他在報紙上否認說過這些話﹐又從沒談過新合約的事。如果你的老板這樣對你﹐你會不會惱怒了﹖當然會﹐誰都會。
我離開馬刺隊之後﹐他們仍舊對西恩艾利洛以及大衛羅賓遜很照顧。他們換掉舊合約以確保這兩人直到職業生涯結束都會留在該隊打球﹐那麼我要求的待遇他們並不是沒有聽到或是考慮過。我並不是想要一輩子都待在該隊的合約﹐我了解我並非他們那麼年輕──所以我才想要兩年的合約來彌補我對球隊的貢獻。可是﹐沒有那麼回事。
大家都能謹言慎行﹐以求得最好的待遇。我想什麼就說出來﹐才不管會將誰搞壞了。
在聖安東尼奧最後的下場是這樣的﹕我被球員﹑教練團﹑經理人給出賣了。整個球員把我出賣了﹐我孤伶伶的站在荒島上﹐是最容易攻擊的目標。
出了任何事﹐他們很容易找到替死鬼。就都怪丹尼斯洛文吧。